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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佰家富app攻略2024-08-19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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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这份“成绩单”，2023年会更好吗？******

　　文/国是君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中国经济年报。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0%，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人民币。

　　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当天表示，2022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国民经济顶住压力持续发展。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二季度增长0.4%，三季度增长3.9%，四季度增长2.9%。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与三季度持平。

　　中新社当天举行“国是论坛：202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会”，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解读2022年中国经济的运行特点，展望2023年经济走向。

　　白明：外贸增速二三季度有望回升

　　中国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外贸专家白明中新社记者田雨昊摄

　　据官方数据，2022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7.7%，规模首次超过40万亿元。分季度看，去年一、二季度中国进出口总值分别超过9万亿元和10万亿元，三季度进出口总值增长至11.3万亿元，为季度规模的新高点。四季度进出口总值继续保持11万亿元的水平。

　　中国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外贸专家白明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从轨迹运行上看，2022年中国外贸走势是“M”形：年初增速较高，3、4月份下滑，5、6、7月份反弹，此后逐级下探。这种情况以往并不是特别多见。

　　他表示，纵向比较看，大多数年份中国外贸不同月度增速不会有太大差距，外贸时而增长时而回落的“M”形走势还不是特别多见，这表明中国外贸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错综复杂。

　　在白明看来，去年中国外贸整体虽然保持增长，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忧，如去年12月中国外贸增速只有0.6%，且按美元计12月进口、出口额同比均下降等。此外，如果做横向对比，2022年中国外贸增速虽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却低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与中国存在一定替代关系的越南，这折射出中国外贸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他并表示，2022年中国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他成员国贸易额同比增长7.5%，低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当然这背后有RCEP还没有对全体东盟国家生效的原因，但这也说明RCEP生效是一个“慢功夫”，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贸易转移。

　　谈及2023年中国外贸前景，白明认为，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外贸反弹需要一个过程，预计外贸回升可能在二季度、三季度。今后应着力夯实外贸产业基础，并对欧美经济复苏态势保持密切关注。

　　赵锡军：金融支持稳住经济大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中新社记者田雨昊摄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金融对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的流动性、社融和贷款等数据都证明了这一点。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两次降准为实体经济提供超1万亿元长期流动性，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方式投放流动性，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适宜的流动性环境。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1.8%，比上年末高2.8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增加21.31万亿元，比上年多增1.36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9.6%，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2.01万亿元，比上年多增6689亿元。

　　赵锡军表示，因为通胀压力不大，2022年全年货币供应增速较快，但企业融资需求并不充足。2022年各项经济指标波动性较大。社融总体增速6月份开始回落，此后回落幅度较大。宏观和微观在金融领域表现出较大分化，各种各样政策性支持措施出台后，在微观层面落地、被市场主体吸收消化时存在阻碍和困难。社融和信贷在不同月份表现出较大波动性，其中1月份、3月份、6月份和9月份，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投放量较大。

　　与此同时，赵锡军强调，官方的支持力度在加大，无论中长期信贷、基础设施信贷，还是科技企业、中小企业信贷、普惠和绿色贷款，支持力度都明显加大。央行结构性的工具越来越多，针对性越来越强。融资成本在去年一年持续下降，这和西方国家截然相反。去年，无论美联储还是欧洲央行都启动加息。

　　展望2023年，赵锡军预计，包括消费零售在内的各项指标将总体走向平稳，波动性会比2022年降低很多。2023年扩大内需的切入点是改善社会心理预期和提振发展信心。2023年，地方政府要重点考虑债务的可持续性及风险可控，中央不会对地方债务兜底。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流动性要跟去年一样合理充裕。

　　王军：当下需要改革、牛市和企业家

　　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中新社记者田雨昊摄

　　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短期影响需要时间进一步修复，只要继续稳住经济基本盘，未来中国经济前景依旧可期。

　　谈及今年中国经济形势，他认为，核心在于增信心和稳预期，可通过三方面工作扭转预期并改善三重压力问题。

　　一是当下迫切需要改革。2023年改革的核心是继续调整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部分领域要素价格扭曲的局面彻底地扭转过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落在实处。

　　二是需要牛市。资本市场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意义已不再局限于简单融资市场或者投资市场，而是资源配置的市场，也是激励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的市场，同时也是短期稳预期、稳投资、稳消费的市场，需要发挥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的作用，把市场搞活。

　　三是需要企业家。这些企业家要勇挑重任，勇于创业创新，勇于拼搏奋斗、开拓市场，为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带来更多信心。对此，政府也应在政策、制度、法律、舆论等层面给予企业家更多支持和鼓励。

　　王军还表示，目前，中国需要尽快将经济增长恢复到潜在增速水平，以提振企业和消费者信心。若未来中国能继续稳住经济基本盘，整个社会欣欣向荣，大家同声共气往前闯、干事业，相信经过“休养生息”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可期。

　　宗良：从三方面科学看待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中新社记者田雨昊摄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应从三方面来科学地看待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第一，这是多重压力背景下实现的较好增长。如果从全球经济比重来看，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是16.33%，2020年是17.4%，2021年17.7%，2022年保持了基本相当的比重。“从这些方面看，这三年中国经济是不错的，取得这个增长速度很不容易。”

　　第二，三大需求呈现“东边不亮西边亮”。这体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也是下一步发展的基础。

　　第三，中国有望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体。宗良称，按照IMF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是极少数增速超过2022年的经济体。而据上述分析，中国消费大幅度回升应是大概率事件，消费不仅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同时也为全球有关厂商提供有利发展条件。

　　宗良还提到，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这种开放会给相关外商外资带来较好的发展条件，让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种所有制企业达到公平竞争，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宗良认为，中国较为妥善地解决了经济增长与疫情防控的协调问题，这为2023年经济增长奠定了很好基础。预计今年经济增长从现在开始触底回升，一季度有所回升，二、三季度增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赵萍：消费拐点已经出现将逐渐回稳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中新社记者田雨昊摄

　　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33亿元，比上年下降0.2%。全国网上零售额137853亿元，比上年增长4.0%。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及复工复产，疫情对商业、服务业影响非常大的时期已经过去，未来景气度回升是必然趋势。“我认为中国消费的拐点已经出现，并且将进入上升通道。”

　　她提到，中国消费者线上消费习惯不断强化，线上消费占比持续提高。而在线上消费实现较快增的同时，线下一些业态，特别是保障类业态增长态势非常稳健。

　　面向未来，赵萍认为，中国消费市场基础很稳，从各季度、各月份走势来看，持续上升是未来大势。今年全年消费大势应该是逐渐回稳，前景广阔。

　　赵萍同时提醒，在消费市场回升过程中，对商业企业来说，要加强线上线下融合、加强内外贸融合、加强跨产业融合；在服务对象上，既要关注有更多创新意识的“Z世代”消费者，同时也要注重老龄化社会带来新的消费机遇。

　　倪鹏飞：房地产经历深度全面调整，正接近合理区间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中新社记者田雨昊摄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2022年房地产各项指标全面下行，但房地产没有“失速”，下行过程中是有波动的，有时候速度放缓。他认为，去年房地产经历了深度全面的调整，但绝不是“硬着陆”了。房地产正在接近合理的区间。

　　当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32895亿元，比上年下降10.0%。从销售端来看，2022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35837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24.3%；商品房销售额133308亿元，下降26.7%。供需两端均相对疲弱。

　　倪鹏飞认为，对于楼市调整要辩证地看。最近十多年来，房地产高位运行是不合理的、不可持续的。房地产调整也是前期政策意图所在，不过，受到外部冲击叠加，调整加深。楼市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带来一定风险，如果风险能够得到较好控制，逐步释放，那么总体上，房地产调整其实是积极的。

　　他指出，从总量上看，房地产正在接近合理区间。由于一些长期变量，如人均住房面积、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房地产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高位增长了，“我们预判，未来十年房地产以及住房新增部分规模在10亿至12亿平方米左右，匹配相应房地产投资规模”。

　　对于当前房地产风险，倪鹏飞认为，房地产局部风险得到了控制，但是隐患尚未消除。当前，房地产供求形势是向好发展的，这为控制风险提供了条件。2023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意外事件冲击，房地产总体走势将是波动性弱恢复，不可能也不应大幅度增长。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